蔡宗齐（章静绘）著名汉学家蔡宗齐教授近十年来一直与海内外学者同道紧密合作，大力向海外汉学界、西方文学研究界推广大中华地区中国文学研究，并于年获得美国学术期刊主编协会评选的杰出主编奖。蔡先生出身书香世家，父亲蔡文显是梁实秋先生的高足，青岛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在中山大学西语系担任教授，是翻译家和莎士比亚研究专家。蔡宗齐先生获得中山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之后前往美国深造，在普林斯顿大学跟从高友工先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之后在美国高校任教近三十年，在英语世界积极推广中国文学文化。他与袁行霈教授合作，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如何阅读中国文学》（HowtoReadChineseLiterature）丛书。年，蔡教授赴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担任利荣达讲座教授，致力于通过不同的出版平台，联合海内外学者打通中英文学界的汉学研究。蔡宗齐教授最近有两部新作面世：《语法与诗境：汉诗艺术之破析》（中华书局，年10月出版）和《采石与攻玉：蔡宗齐自选集》（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上海书评》邀请岭南大学环球中国文化高等研究院黄峪博士采访了蔡宗齐教授，请他谈谈古典诗歌研究方法的突破，以及在海外推广中国文学文化的各种挑战和机遇。
《语法与诗境：汉诗艺术之破析》，蔡宗齐著，中华书局，年10月出版，页，78.00元您的新书《语法与诗境：汉诗艺术之破析》从节奏、句法、结构三个层面解析中国古典诗歌艺术，能谈谈您的研究方法与传统诗学的差异吗？蔡宗齐：对于这个问题，我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其实有一个比较明确和自觉的自我意识。首先，在中国传统学术的语境中，我这部学术研究著作可以说是对刘大櫆以下这段话所提出话题的一个回应：“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迹。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论文偶记》)这段话里提出了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这些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这个系统之中，声音是最为基本的，也就是“音节高则神气必高”。在此之上，就是字句和篇章。从阅读的角度而言，这几个因素的互动，就会产生一种超越语言的审美感觉，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神气。而我的研究，就是用现代的分析方法和分析语言，来剖析神气的概念。正因如此，我在此书副标题中采用了“破析”这个词，特此说明此书宗旨在于破解关于“神气”的奥秘，分析其生成原理。实际上，我的诗歌研究中所提到的“语法”这个概念，其实是广义的，所指的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句法，还包括韵律和结构这两个因素，而韵律的核心在于节奏问题。而“诗境”所指的是具体的语言互动怎样产生一种审美的境界，也就是刘大櫆所称的“神气”。从结构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如刘大櫆等人采用比较直观的语言来阐述中国诗歌内部结构，而我试图采用一种细密的文本分析方法来寻找以上几个因素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
西方汉学家对中国诗歌研究的传统是怎样的，能不能请您简要描述一下？
蔡宗齐：在《语法与诗境》第一章中，我从庞德（EzraPound）和费诺洛萨（ErnestFenolloza）共同出版的《作为诗媒的汉字》（TheChineseWrittenCharactersasaMediumofPoetry）的这部小书，或者说一篇长文开始，讨论西方汉学界试图从汉字特点角度来分析中国诗歌的做法。费、庞二人的著作对西方二十世纪的现代文学，特别是现代诗歌的影响非同小可，而对汉学研究也产生深远影响。西方学者对此书的评价主要分为两种，有人从语言角度批评其中的谬误，称其为“象形会意文字的神话”（anideographicmyth），也有人认为此书中不乏真知灼见，能够捕捉中国诗歌语言的特点。在此我们先不详谈，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小书催生了二十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汉学研究者从中国书写文字角度来研究中国诗歌的新思路。比如说陈世骧和周策纵，就是从“诗”“兴”“志”这几个古字溯源，从而为宗教舞蹈作为中国诗歌起源之一这个观点找到文字考证材料。他们之所以对中国古代文字有如此浓厚的兴趣，显然是受到庞德的影响和启发。当然，陈、周二位的学术渊源也并不是单一的，早在清代中叶，硕儒阮元就通过“颂”字的音训来探讨《颂》与舞蹈的关系，而陈、周从文字溯源着手找到中国诗歌产生于原始宗教舞蹈的蛛丝马迹，走的是一条相似的道路。庞德这种研究方法对欧美汉学家的影响，最为明显的例子见于法国汉学家程抱一（FranoisCheng）的专著《中国诗画语言研究》。他不仅接受了庞德的影响，还把对中国文字和诗歌的创造性误读进一步发挥，在此书导言中指出，汉语之表意文字系统（以及支撑它的符号观念）在中国决定了包括诗歌、书法、绘画、神话、音乐在内的整套的表意实践活动。为了说明汉字表意的独特之处，他举出王维诗作《辛夷坞》中的“木末芙蓉花”一句为例，说明王维采用五个汉字的排列来表达自己观看一株树开花过程的印象，然后又深挖“芙蓉花”三字字形构造所寓藏的更深含义，以说明王维试图借字形来揭示人与自然相通融合的内在关系。
程氏与费、庞二人从汉字形状解读汉诗的方法如出一辙，但这种解读法与我们今日读汉诗的体验极为不同，也与古人诗歌创作中体现出的字形选择的意图，以及古代批评家有关字形选择的论述完全背道而驰。刘勰《文心雕龙》中有《练字》一章，是中国传统诗学中唯一讨论字形使用的专文，但其对字形的讨论是围绕汉字的视觉美感角度展开的，与感物抒情过程无关。
您是如何在中国传统诗歌研究和西方汉学对中国诗歌研究传统的张力之间找到突破的呢？或者说，您怎样在中外学术视野下定位自己的研究方法？
蔡宗齐：在全球学术语境下看，我这部书实际上是对二十世纪以来西方汉学家对中国诗歌研究传统的一个延续。在世界文学研究视野之下，要讨论中国诗歌的独特性，我们必须从其语言特性入手。既然刚才所说的书写文字研究路径无法破解，那么剩下的选项就是声音。我这本著作研究的关键点在于声音，每一章都以声音为切入点进行破析。这个研究方法是在受到两位前辈学者的影响和启发而产生的。第一位是日本学者松浦友久，他在《中国诗的性格——诗与语言》中提出：“中国诗韵律结构与中国语的特点关系最为密切；同样地，与韵律结构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抒情结构，恐怕也深深地受到它的影响。”这就说明，中国诗歌抒情特点在于声音节奏，此观点与先前我介绍的刘大櫆观点形成回响。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再追问下去：汉诗节奏是怎样深深地影响抒情结构的呢？两者不可分割的关系是怎样形成的呢？但是，在古代诗学著作中并没有讨论到这个关键问题。我认为，韵律结构与抒情结构研究脱节的原因在于，研究者忽视了链接两者的纽带：句子结构。汉字每个字的发音是单音节，而绝大多数字又是含有意义的词或是能与其他字结合的不自由语素，从而使汉诗发展出一种独一无二的节奏。此节奏的特点是韵律节奏和意义节奏总体上合二为一，但两者之间又存有分离的张力。由此可见，汉诗节奏与句法关系密不可分。
另一位是我的恩师高友工先生，他是采用运用现代语法来分析诗体与诗境关系的研究方法的先行者。我这本著作的主书名“语法与诗境”的关键词之一就是“语法”。语法，这里特指运用诗歌语言的方法，主要涵盖韵律、句法、结构三大方面；诗境，则指这三者互动结合而产生的审美体验，其中最上乘者被认为可呈现主、客观世界之实相，常称为“意境”或“境界”。在这里我想特别解释一下本书中所采用的“汉诗语法”的概念。正如我在导言中所写，“汉诗语法”包括三大方面：韵律、句法、结构。在这三者中，我们所熟悉的“语法”一词只涵盖了“句法”一项。现代语法研究普遍是不涉及韵律与结构的。这种研究取向完全受西方语法学的影响。然而，在几千年的汉诗传统中，韵律、句法、结构三者一直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自年代以来，在王力先生的开创下，好几位学者试图将传统语序句法与现代分析句法相结合。在此路径之上，高友工先生开创了运用现代语法来分析诗体与诗境关系的研究方法，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运用主谓和题评两种句型来分析中国诗歌演变的可取性，并且在自己撰写和与梅祖麟先生合著的多篇重要论文中成功借鉴结构主义理论，从句法角度揭示了唐诗意境构建的奥秘。
您如何整合与拓展这两种源自不同研究背景的具体思路方法呢？
蔡宗齐：我认同松浦友久的看法，声音节奏决定了中国诗歌的抒情特点，进而开展对各种主要中国诗体的声音节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高先生对唐诗分析主要从主谓句出发，较少论及题评句。我试图继续开拓，将节奏和结构纳入诗歌语法分析的范围，同时又研究对象从唐诗扩展至整个诗歌传统，从《诗经》直至宋词，并在美学理论的层次上探索各种主要诗体中诗境营造的奥秘。更加具体地说，在撰写《语法与诗境》一书的过程中，我开始从语言学分析的角度破析中国诗歌艺术，分别从节奏、句法、结构三个方面着手分析中国古典诗歌，并展现三者之间不断相互作用的内联性。与此同时，通过对节奏、句法、结构三者互动的探究，进一步打通了中国诗歌研究中的一大障碍，即“务实”的语言分析与“务虚”的诗境研究之对立。我力图在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两个方面同时取得突破，而且努力将共时、历时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开辟汉诗研究的新途径。
您不仅潜心学术研究，多年来还一直积极推动中国文学研究的海外传播，办了多份英文刊物，研究领域涵盖古典和现代中国文学，还有文学理论等方面。您还牵头组织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如何阅读中国文学》系列丛书。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学者，您开拓这些学术出版平台的愿景和动力何在？
蔡宗齐：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也非常感恩。我在中山大学毕业时拿到的是英语语言文学研究生学位。留学美国时，得到高先生的教导启发，引领我走上古典中国文学研究之路。在美国高校任教期间，得以和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在海外开拓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在此书的写作过程中，也有幸得到前辈学者如袁行霈教授的信任，同道学者如复旦大学陈引驰教授、蒋寅教授等的大力支持。正是这样的经历，让我深信，天下学问一家，不应各自为政，固步自封。
我提出此理念的初衷，主要是针对当今学术研究的状态。西方汉学研究自成一家，而中国文学研究本身也有自己的视野局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研究对外藩篱已经打破，对域外汉学研究较为了解。而海外汉学界对于中国学术研究的了解却不多。我认为，要改变学术生态格局，不能只靠个人努力。但是，单纯以项目为基础开展合作也有一定的时效性，未必可以持续。相比而言，办学术期刊是一个长期有效的平台。关于中国文学文化研究，现在国内已经出现了一些英文学术期刊，但要走出国门的话，关键在于强强联合，集结一流水平学者，打造优质出版平台，和海外汉学研究领域最有名的出版社合作，才能高屋建瓴，事半功倍。在这个办刊宗旨下，我和袁行霈教授合作主编，由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文化》英文学术期刊（JournalofChineseLiteratureandCulture），八年来成绩喜人，得到海内外学者读者的认可好评，并进入了AHCI索引系统。在岭南大学的大力支持下，我又主编了以中国现代文学与理论研究为主的英文学术期刊Prism：TheoryandModernChineseLiterature，尤其鼓励年轻学者投稿。这份期刊从年至今出版了六期，已经进入Scopus引用文献索引数据库，目前也进入了ESCI“新兴数据引文索引数据库”，有资格在年申请进入AHCI索引。刚刚出版的一期特刊就邀请到哈佛大学东亚系的王德威教授与两位青年学者KyleShernuk和MiyaQiongXie共同主编。该特刊的主题“跨越边境的中国文学”（ChineseLiteratureacrosstheBorderlands），也正是我对中国文学文化研究的期望——打破学术藩篱，鼓励对话沟通。另外，我也在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持了《岭南学报》的复刊。这部学刊于年创办，年因岭南大学解散而闭刊，刊载过陈寅恪、吴宓、王力、容庚等学界泰斗的许多重要文章。在香港岭南大学复办该刊，意在弘扬岭大百年学术精神，延续岭大文史研究之优势。
我认为要促进中西文化交汇碰撞，共同发展全球中国研究，需要结合研究、教学、翻译各种方式，开展全方位、多层面的出版推广尝试。第一个层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三部学术期刊，主要面对中国文学文化研究领域的行内专家学者；第二个层面主要是邀请同行学者，合力撰写以学生和学者作为目标读者的中层次出版物，例如我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联系合作出版的《如何阅读中国文学》系列丛书，邀请到海内外学者一百四十多人共襄盛举。这套教材出版物分别介绍诗歌、散文、戏剧、理论等主题，以英文出版，辅以中文原文和相关翻译，颇受英语世界读者欢迎。从销量看，一方面在学术界得到认可，另一方面也已经走进美国大众读者的视野。此外，我还努力尝试拓宽研究涵盖面，希望能够邀请到非中国文化研究的西方学者参与到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讨论当中。为此，我邀请到杜克大学东亚研究系的罗鹏（CarlosRojas）教授，主持Prism学术期刊中的理论专栏（TheoryForum），邀请中国研究领域之外的学者参与投稿。这个做法颇有成效；第三个层面是向大众宣传中国文学文化，我在美国任教时曾经写了一份五十多页的计划书，希望获得资助拍摄一套向英语世界介绍中国诗歌的纪录片，可惜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资助。
前两个层面上，您可以说是硕果累累。但在第三个层面上也的确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挑战。您能介绍一下自己是怎样克服挑战，抓住机遇在海外宣传中国文学文化的吗？
蔡宗齐：我这个人毕竟可能还是个理想主义者，有种百折不回的劲头，呵呵。最近我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之外，也开展了两项传播中国文化的新项目。第一项是成立新的研究院。从年到年1月，我担任岭南大学人文学科研究中心主任一职，在香港特区政府和岭南大学校方鼎力支持下，这个研究中心在年1月16日改名为“环球中国文化高等研究院”，我希望能够充分利用香港独特的人文地理优势，集合岭南大学文学院中国研究领域学者之力，邀请海内外知名学者与文化机构共同参与到深度广度兼具的学术对话之中。
第二项是录制“如何阅读中国诗歌”的系列播客节目（HowtoReadChinesePoetryPodcast）。我邀请到海内外十多位知名学者和我一起录制面向大众的播客节目，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向英语听众介绍《诗经》《楚辞》、汉乐府诗、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诗歌。这几个月我们正在忙于录制这套节目，希望在今年的农历新年就能在各大播客平台推出。在资源更加充足的情况下，我们也计划拍摄一套视频，充分利用新媒体形式向海内外观众介绍阅读中国诗歌的方法。
谢谢蔡老师！在访谈尾声，您能向有志于在海外推广中国文学文化的读者说几句鼓励的话吗？
蔡宗齐：正如我刚才所说，要推动中国文学文化走向世界，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我非常欢迎各位读者，各位学者参与其中。天下学问一家，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打破学术藩篱，共拓中国研究的学术之梦能够早日实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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